事物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副教授从2008年起牵头，进行了一项名为“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的课题研究。研究报告中指出：
截至2009年4月30日，汶川地震后收到的捐赠款物，总数高达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
80%左右“极有可能”进入政府财政专户。
当时舆论发酵，《中青报》发文时对此不谨慎地加了一句，捐款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这一报告在2013年又被翻红，邓接受采访时，因为“额外税收”这一说法，表示媒体和公众可能对“八成”的说法有所误解，又对这一数据进行了详细解释：
58%以上资金由政府接收了，红会、慈善会大概接收了35%，真正流入公募基金会的不到6%。
但‘额外税收’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说政府部门接收的钱没有用于灾区的灾后重建。”
其实邓在多年后的这种事后找补的说法还不太准确，《中青报》2009年对此提到过：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另据审计署2010年1号文件：
截至2009年9月30日，全国共筹集社会捐赠款物797.03亿元（含“特殊党费”97.30亿元）,其中：
这些资金的使用始终充满了各种罗生门事件——仅是被审计放在明面的，没有出重大审计问题的情况下，就蔚为壮观了。
2010年6月23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审计报告时指出：
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跟踪审计情况看，截至2009年底，有58.19亿元重建资金被违规用于规划外项目、日常经费支出和归还欠款等;一些地方通过重复申报、重复统计人数等方式多申领重建资金2.41亿元，部分已用于项目建设或发放给个人。
2011年，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违规将国家下拨的9000万元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资金拨给宏达公司增加注册成本，后来审计署表示：
这笔资金在财政专户停留10天后，于去年1月11日全部转入宏达土地房产公司灾后重建专户，用于三台县党政基础设施、政府办公楼维修加固等重建项目，没有投入经营性房地产开发。
2012年1月4日，审计署发布“第一号审计公告”，其中又显示：
对21个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转移和套取“5.12”地震灾后重建资金14.16亿元人民币问题，相关地方和18个单位进行了整改，其余单位或个人正在筹措资金返还或通过司法途径催收。
2012年5月，于2010年3月投入使用的四川绵阳地震灾区香港援建中学“绵阳紫荆民族中学”被拆除，为当地商业项目涪城万达广场的建设让路。事后，港方表示将收回援建学校的200万港元，并将其回拨到特区政府设立的四川重建基金，四川方面表示尊重港方决定。
2013年4月，当时画家方力钧在微博中称：
2008年汶川地震一百多名艺术家义拍八千万多万元，定向捐给青城山市，所有工作公开进行。至今日，青山没收到，善款不知所终。
4月27日，内地红会给出答复是：
8472万元中的8470万元已经挪为他用，建成了242个博爱家园——而博爱家园是红十字会2011年才启动的项目。
并宣称：
虽然挪为他用，但与捐款人的意愿总体上是一致的。
同期，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香港特首梁振英建议拨出1亿港元，注入赈灾基金捐助给四川省政府举行拨款赈灾特别会议——但物是人非，经过两小时辩论，该次会议由于议员对于捐助意见分歧较大，未获立法会通过。
反对派的一大理由就是认为内地善款缺乏监督。当时还有部分香港市民抵制赈灾捐款，甚至举行“一毫子都不捐”运动——当时香港社会各界已经通过中联办向地震灾区捐款累计总额逾1.5亿港元。
〇〇〇中文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过：
前香港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中国组首席记者吕秉权是汶川地震后首批到达地震灾区采访的香港记者，08年地震采访归来写文赞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持「非常支持人性光辉」。
但2009年重返灾区跟进报道的所见所闻，让他公开呼吁香港社会理性捐款，不要给〇〇官方捐一分一毫。
「我和家属继续跟豆腐渣工程。 有一天在（四川）德阳给（国保）抓了。我们都习惯被抓，照常应对，希望尽快脱身。当时灾区还是很多人没吃好，没住好，好多人住板房和帐篷。国保拉我们去一个山庄吃饭，我们只有两三个人。他们四五个人。国保点了他也知道自己跟你也吃不完的菜，不停地点，大鱼大肉。又喝酒。」
「我当时跟他们说，我们这样做对得起外面的灾民吗？他们没吃好，没地方住。还有对得起捐款的人吗？赈灾的款不是这么用的。然后他们不在乎，跟我说，灾区没有你想像中缺钱。非常嚣张。然后还不停手。」
吕秉权重返灾区还看到从震区绵阳通往北川十多公里两房有刚重建好的房子。后来官方要求把道路从原本的二车道拓宽到四车道，在刚修好的房子一旁画了符号要求拆房。
「我们去责问，采访了这个事。没有人为这个事负责。白白浪费了重建款，也是不了了之。」
因此吕认为：
种种迹象显示，官方对捐款不太珍惜。
2013年10月23日，时任四川省雅安市委书记的徐孟加在第十四届西博会现场接受记者专访，表示：
将在“民生优先”的基础上，抓好产业重建，让灾区群众“不仅住上好房子，还要过上好日子”。
不到两个月后，12月3日，徐孟加受到检查；12月17日，雅安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蒲忠也受到组织检查。
当时新京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四川省一名厅级官员回忆，徐孟加称老百姓的房子只需抗7级地震，他转述专家话说四川1000年以内不会再有强震，所以不要建抗8级地震的房子。
他的另一个理由是，建造抗8级强震的房屋，需要比建造抗7级强震的房屋，支付更多的血汗钱。当时雅安市大部分房屋以七级标准建造。
房屋建成不到5年，雅安再次发生了强震。芦山县新城区房屋大部分受损，需要重新建造。
2015年7月27日，四川省红十字会原党组书记文家碧，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一审判处文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60万元，对其犯罪所得人民币754.695万元、美金5000元予以追缴；2016年4月27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文家碧犯受贿罪、贪污罪一案。相比于一审，文家碧被减刑4年，最终获刑16年。
文家碧在红十字会任职期间，正是5·12地震灾后重建以及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的特殊时期，其经手资金高达上百亿。
根据中国青年报2015年报道《四川红十字会腐败案引发热议》；人民法院报2015年报道《四川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 文家碧贪污受贿获刑二十年》；新京报2016年报道《四川红会原党组书记敛财之道：错把犯罪当人情》。
在一审中，文家碧自辩提出，她是“为公和红十字会开展工作需要”。
入狱后，文家碧写了一封忏悔书，这其中，文家碧“回忆了为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备下不同数额的礼金。”“是这些行为让她争取到了一些项目花落四川。”
她套取的资金大多因灾、因职工利益和红会工作的协调，而她贪污的大多数款项也用在了这些地方。
“汶川地震后的灾后重建时期，社会风气不好，红会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当时的条件下，因公送礼成为不可少的事，这是事实。”文家碧称。
在看守所的反思手稿里，文家碧一条一条地列出了每一笔款项的具体去向。据她称，她曾为争取总会未被处置的3亿多捐款拨给省备灾中心仓库等，而向相关人员送出礼金。
文家碧举例，汶川地震三周年活动事宜，实际总共支出9万元；2012年，为了举办四川红会百年庆典活动，计划向全国征集100多名书画家捐赠100幅作品，协调活动支出13万元。
据反思手稿，文家碧多次称受贿的缘由为“去北京出差，协调关系”。文家碧称，她也像行贿她的人一样送出礼金，争取到了一些项目花落四川。她在看守所写的反思手稿就提及，2011年，进京汇报，用纸袋提着材料和设计图一本，下面用报纸包了3万元人民币，放在一位领导的办公桌下面。
但对于文的上述说法，法院在判决时并未认定。
二审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文家碧到案后能主动交代大部分犯罪事实，积极退赃，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是贪污侵吞、骗取的对象有部分社会捐助款，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至于文家碧上诉提出其贪污、受贿款有为公支出的事实因无确实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是否为公支出不影响贪污、受贿犯罪性质的认定，故对该上诉意见法院不予支持。